企业垄断市场的自由同样限制了消费者进行选择的自由。例如，由于美国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减少或排除竞争，所以美国互联网服务费用高于其他富裕国家。美国允许医药公司为了延长产品专利，向仿制药生产商支付一笔钱，让它们推迟生产低成本的药物，因此美国药品价格远高于加拿大或欧洲。我们在购买互联网服务或者药品时并没有受到胁迫；从这一狭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大多数人仍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不买。
不过这只是狭隘的自由观。同样，有人认为全球经济是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权力在决定贸易标的物和贸易方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由于所有国家的市场取决于涉及市场组织方式的政治决定，实际上“自由贸易”协议涉及复杂的谈判，以此决定不同的市场制度如何实现一体化。
例如，中国和美国组织市场的方式大不相同，因此当美国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时，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增加了，关键在于中国保护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力度有多大，中国如何对待美国投资银行的资产，以及中国国有企业获准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如何。在此类谈判中，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利益一直优先于美国普通工人的利益。相比美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或华尔街银行的金融资产而言，美国普通工人工资受保护的力度低得多。
例如，美国从未要求贸易伙伴将其最低工资设定为美国普通工人中位数工资水平的一半。从这些方面而言，如果不考虑权力问题，讨论自由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声称自己站在自由这一边，但如果他们忽视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和政治日益失衡的问题，那么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站在自由这一边，而是站在权势阶层那一边。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
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上过度放牧牛群，当草地为私有财产时，理性的所有人会精心料理草地，购买肥料和浇水，避免出现资源耗竭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如人们从来不会自己掏钱清洗租来的车子。
不过私有制和公有制之争模糊了涉及私有财产规则的基本决定：人们可以拥有什么，前提条件是什么，以及所有权期限为多长？一些问题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同时，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情况，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在三个世纪之前，一个人沦为他人私有财产的现象很常见。正如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到18世纪末，世界超过3/4的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奴役，沦为他人的奴隶或农奴。在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奴隶数量超过了自由人数量。
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掌控着政治权力，能够将奴隶作为某种形式的财产，这是奴隶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共和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直接反对富有的奴隶主和许多民主党人，后者主张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产权。不过在15年内，政治和权力发生了变化。美国于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到19世纪末[4]，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宣布了奴隶制违法。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如此。比如毛里塔尼亚到年才正式废除奴隶制。
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奴隶制。甚至在21世纪的美国，仍然有将近10万名儿童受到性奴役。[6]除了奴隶，19世纪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土地。然而，即使土地所有权也是建立在社会准则和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在英国，贵族阶层牢牢地控制着大片土地，且代代相传；他们允许佃户进行耕种。
相比之下，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从年的《土地法》到年的《宅地法》，向潜在的开拓者提供边疆土地，而不只提供给政治精英。（在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边疆土地落入拥有政治势力的人手中。）不过美国白人开拓者背后也有政治势力为他们撑腰。美国政府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而美国军队与美国原住民交战，以保护开拓者的土地所有权。在19世纪，土地价格猛涨，拥有大片土地的人无须工作，只要将土地出租出去，就会发现自己的财富大幅增加。
土地价值上升的原因是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在《进步与贫困》（年）一书里，亨利·乔治将土地价格上涨的情况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楔子，不是从社会底部打进去，而是从社会中部穿过去。身处分裂点以上的人处境得以提升，但是身处分裂点以下的人们却遭到碾压。”该书的销量达到万册。乔治在书中建议政府对土地大幅征税，依法征收土地所有人的大部分资本收益，但这一建议最终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