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界·ET
据马里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18日，距马里首都巴马科约15公里的库利科罗地区卡蒂镇一处军营发生哗变。
哗变发生后，马里总理西塞曾发布声明，呼吁哗变人员放下武器，与政府开展对话。
但是不久，包括马里总统凯塔和总理西塞在内的多位政府高官均遭到了哗变军人的扣押，被扣留在军营内。
在被扣押后，马里总统凯塔在马里国家电视台发表了简短讲话，在讲话中，他表示“不希望以流血换来保持我的权力”，并宣布辞职并解散议会。
针对马里的紧张局势，目前包括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在内的多国大使馆均已发布安全提醒，提醒巴马科及周边地区各国公民提高警惕，关门歇业，避免外出，进一步做好安全和疫情双重防范。
事实上，这并非马里第一次发生军人哗变。
早在年3月，同样也是在卡蒂镇的这处军营发生了军队哗变，最终演变成政变，时任总统杜尔因此在任期结束前辞职，那场政变也导致马里北部安全局势自此恶化。
放眼整个非洲，军队领导人凭借军权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国家独立、民主选举的高光时刻后，非洲似乎已陷入了一轮军事政变、军人执政的恐慌之中。
据统计，仅过去50年，非洲就发生了近百起成功的军事政变：上世纪70年代这一数字为30次、80年代和90年代均为22次，新世纪的前9年也有5次。
虽然从数据上看，成功军事政变的数量正在减少，但在政权相对稳定的表象之下，政变的暗流依旧涌动。
去年1月，加蓬军队短暂控制了国家广播电台，发动了史上最短政变（当然这场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在去年4月，苏丹政局更是骤然生变，执政近30年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被军事政变推翻。
泛非政治运动协调官员迪奥·卢卡穆茨就曾表示，“军事政变的幽灵已经重新回到非洲”。
对于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国际社会一直抱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对于此次马里哗变，国际社会也纷纷表示谴责。
当地时间18日晚，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马里当天发生的哗变事件，并呼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效联合起来，反对用诉诸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马里的政治危机。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亦发表声明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恢复马里的宪法秩序和法治，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马里总统和内阁成员。
纵观非洲大陆，近十年来，通过政变夺权的非洲军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来自非盟的制裁，军政权领导人被禁止参加非盟的所有会议。毛里塔尼亚军政府更是受到来自非盟、欧盟及美国的联合制裁。
既然国际社会都并不支持非洲国家的军事政变行为，几十年来的曲折发展也表明，稳定的政党制度是为走向现代化、急欲发展的非洲国家所必需的政治支撑，为何非洲的政党制度还是会不断受到频繁的军事政变的冲击和破坏呢？
一界君认为，这主要与非洲军人、政治家对政党、政府、选举以及政治活动的看法及他们的政治期望、自我责任意识有关。
（一）
非洲军人对政党、政府、选举和政治活动普遍不信任
许多掌握军权的政变者认为“如果一个政党不腐化,就不能在选举中获胜”。
通过腐败手段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所组织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无能的,是不能担负起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重任的。
埃及著名的政变领导人纳赛尔在论及政党时就指出“政党是分裂性势力,是帝国主义的安插物,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工具。它试图分裂我们。”
（二）
非洲军人对政党政府的政治期望过高
饱受落后、贫穷之苦的非洲人，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急欲发展。
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军官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他们往往用西方的标准而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来要求政府并评判政府的行为。
这两者相结合，使得非洲国家的军人对政府所抱的政治期望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
事实上，若以国家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为着眼点,他们的这些期望是任何政府在短期内都难以实现的，非洲国家也因而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政变-失望-政变”的“死循环”。
（三）
非洲军人的自我责任意识
非洲国家的军队都把自己视为是国家的建设者或监护人。很多军队官员在发起政变是就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肩负起建设发展国家的重任。
六十年代马里军事政变领导人特拉奥雷面对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财政状况极端恶化、蛮横和残酷的“民警”每天都在敲诈勒索,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的场面，就曾说：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制止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走向崩溃……而这样的任务自然就只有落在我们军队的肩上。”
事实已经证明，仅靠单纯的政变并不能矫正非洲国家发展的困境。非洲军人所期望的国力富强的美好愿景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
如今的非洲仍有许多当年殖民统治的烙印没有抹去，经济上过度依赖外部，受外国控制的局面短期内仍然难以扭转。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非洲领导人面前的应当是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如何把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地发展本国经济。
一味地发动政变、复制所谓西方道路，终将是没有出路的。